【南美侨报特约记者陈妤汎里约热内卢报道】在里约热内卢暴力冲突爆发的那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与混乱之中。街头的人们疾步归家，公交车横亘在主干道上，垃圾堆燃起的火光在灰蒙的天色下格外刺眼。当天下午，随着警方针对“红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的行动全面升级，里约北区与西区多个社区陷入恐慌。道路被封锁、公交停运、交通受阻、学校停课，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在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内，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围绕警务行动与公共安全的讨论迅速升温，也在网络上成为热点话题。
“当一位母亲哭泣时，所有的母亲也都在哭泣，这是人性与共情。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马累（Maré）贫民窟的居民埃莱妮·莫雷诺这样对记者说。她家并不在受影响的区域，但在新闻里知晓了发生的事情，整个里约都被波及，她孩子们也因为被停课而感到恐惧和不安。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问我，为什么不能再和别的小朋友多玩一会儿。”
埃莱妮表示，生活在贫民区的人们总是处在不安之中。“我们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除了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家庭、保护留在家中的孩子们，我们无能为力。”她的声音略显哽咽，“身为贫民区的一员，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我们似乎注定要为里约的治安问题付出代价。政府没有让里约变得更好，这场流血也不能改变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
埃莱妮的声音并非个例。她的质疑和失望也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被重复。
住在里约南区Largo do Machado的家庭主妇卢西娅娜·道尔顿表示，这次行动对她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但恐惧通过网络蔓延。“行动开始后，我的WhatsApp（社交软件）就不断涌入各种信息和传言，大家都在转发，这反而让人更恐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一样，街上乱一阵、电视播几天，最后一切恢复原状。”
里约联邦大学文学学士卢卡斯·梅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大规模警务行动并未改变他对巴西公共安全问题的看法。“真正维系帮派和民兵组织的人依旧安然无恙，住在巴哈（Barra）或南区那些高价公寓里。”在他看来，有组织犯罪早已成为巴西国家结构的一部分。全国最大的犯罪组织在各级政府机构都拥有影响力，而政府和社会的打击重点，却始终集中在犯罪体系的底层。
“他们攻击的是贫民区的‘小头目’，而非真正掌权的人。这样的模式已经延续了四十多年——警方突袭、击毙几名毒贩，第二天这些人就会被新成员取代。犯罪依然在运作，而且变得更加精密与隐蔽。”卢卡斯强调，“只有切断上层的资金与保护伞，清除那些从犯罪中牟利的权贵，打击才会有效。否则，每一次行动都只是表面的安抚。”
此外，也有不少民众表达了对警方行动的支持，认为面对有组织犯罪，政府必须展现力量与决心。
“我差点死了，被喷了胡椒喷雾。”来自里约市中心工作的工人加布里埃莱·洛佩斯这样回忆说。“我一开始以为是假新闻，因为网上有人说那只是谣言，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可当我到了中央车站时才发现是真的。我正准备买车票，突然看到大家都开始拼命往外跑。一进去就被呛得喘不过气，喉咙又干又疼。”
加布里埃莱解释说，当时这一幕是现场安保人员为了维持公共交通秩序而喷了胡椒喷雾的结果。“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她说，尽管亲身经历了混乱和不适，加布里埃莱仍然表示支持警方的行动。在她看来，这次大规模警务行动“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她表示，犯罪团伙从来不会考虑居民是否有自己的父母亲人。“当他们杀死一个劳动者的时候，他们杀死的是爱他的所有人。”
她也承认，看到那些在冲突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会感到难过，但强调“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很多母亲为孩子可以离开犯罪的生活而祈祷，甚至跪烂了膝盖，但他们谁也不听劝。”最后，她应用了一句在当地象征着对犯罪“零容忍”态度的俗语“只有死去的匪徒才是好匪徒。”（Bandido bomébandido morto.）
住在彭哈区（Penha）的海莲娜·拜尔是一名公立小学的葡语老师，她家虽然不在维拉克鲁泽罗（Vila Cruzeiro）贫民窟内部，但离得很近，“下个坡就到了。”她说，过去几天的警察行动让她无法出门，情绪一直紧张。“这一切太复杂了，虽然我不在贫民区的核心地带，但家附近也一直能听到枪声，甚至流弹打到了我家的院子里。”
海莲娜表示，这次行动让她切身地感受到了暴力冲突的影响。尽管如此，她仍然表达了对警方行动的支持。“我们还是要支持他们，只有这样，未来我们的孩子才不会再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场暴力冲突撕去了“上帝之城”的光芒，也冲淡了“中央车站”的温情，暴露出社会在安全与不安、秩序与暴力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不管是哪种对世界的看法，人们的愿望都很简单，即希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