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点燃乙巳蛇年新春电影市场，中国神话人物“哪吒”脚踏风火轮，以雷霆之势冲出中国国门，在海外掀起“哪吒”热。截至2月20日，《哪吒2》目前海外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人民币，在北美开画影院达到945间，为大陆地区华语电影在北美发行的最大规模。中国的神话人物“破次元降世”，何以产生“闹海之力”？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数字游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李汇川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哪吒2》中的哪吒。资料图

“哪吒”起源于佛教经典，原本写作“那吒”，是根据梵文音译而来的。哪吒的身份，一般认为是佛教四大天王中毗沙门天王之子。哪吒的形象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期越发受到民间崇拜，逐渐完成本土化过程。北宋释道原所著《景德传灯录》记载了广为人知的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故事，有观点认为其意指哪吒由“佛”入“道”、要与佛教“两清”，也有观点认为其源于当时的儒家伦理不允许父子同尊。到了明清时期，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相对完整地塑造了哪吒的本土化形象。《封神演义》为哪吒设定了完整的身世，即人们所熟悉的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其对哪吒形象的塑造，除了从佛教经典、民间信仰中汲取灵感，主要参考了《西游记》《南游记》中的描述，比如哪吒的“火尖枪”借鉴了《西游记》里“红孩儿”的兵器。

经过漫长的流变过程，儒、释、道三种思想最终“合流”于“哪吒”身上，成就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哪吒形象。

神话传说与古典文学中的哪吒故事，建立在佛教“因果轮回”的思想框架上，兼容了道教追求“自我超越”的理念、儒家“纲常伦理”的思辨，综合表达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普遍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当代语境下对哪吒形象及故事的重构、改编，则以传统价值与现代精神的对话、共鸣为内核。

剥离虚构与幻想元素，哪吒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人类所共有的关于“人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精神困境，而《哪吒2》树立的哪吒形象正是对此作出的中国式解答。在这份答案中，既有阴阳相生、破而后立的理性思辨，也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性宣言，究其核心是一种追求内外调和、和谐自洽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

对于海外观众而言，哪吒的自我救赎之路既带有英雄史诗色彩，更具有独特的中国式生命美学。影片中“灵珠魔丸本为一体”的设定、对正邪双方立场的解构，有力冲击了世界上日渐固化的文化二元对立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哪吒2》作为文化载体所展现的，不仅有古老价值观的“复刻”，还有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古今对话”恰恰体现了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特质。中国故事的魅力，在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其始终与时代、与世界进行着开放而深刻的交流。而今天的年轻一代会在多元文化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改编自传统经典的动画、游戏作品更容易带给他们心理安全感，并且促进社会文化不断革新观念，以适应全球文化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