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我灵魂里的女性》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图为作者阿连德与中国学者连线对谈。宋屿/摄

“我的身体在老去，灵魂却变得年轻。”如今已年过八十的智利著名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身着一袭白色职业套装，金发红唇，精神矍铄地向中国读者讲述她充满爱与勇气的生活。

7月18日，拉美文学爆炸时期重要作家、当代西语世界畅销书作家、《我灵魂里的女性》作者阿连德通过视频连线，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滕威展开对谈，分享了这本女性主义回忆录的创作历程，探索女性地位、育儿、衰老与爱情，痛斥父权社会下的性别暴力，致敬生命里那些顽强的女性，为全世界女孩的人生赋能。本次活动由译林出版社、PAGEONE书店等机构主办。

如何进入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在生活里实践

“上幼儿园的我，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出身名门，长于单亲家庭，中年痛失爱女，三度迈入婚姻，成立基金会为女孩赋权……如今，82岁的她依然相信爱、平等与自由，并将毕生经历与感悟梳理成册，向中国读者吐露女性生存的理想状态：可以活成任何样子，只要那是你的选择。

活动伊始，阿连德分享了她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缘起。“夜里不能去酒吧，不能搭陌生人的车，像这样针对女性暴力随处可见，它的历史跟文明一样悠久。”阿连德一直在作品中书写女性的话语权和重要性，由此，她期以此书告诉所有女孩，应当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勇敢地爱与被爱，这是滋养灵魂的源泉。

在谈话中，阿连德与戴锦华、滕威一致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实现和平与公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是由男性掌握的，是通过男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女性主义者希望家人、社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是和平与公平的，这样才能实现男女平等。”阿连德补充说，“还需要广义的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爱，才能构成一个友善、安全的世界。”戴锦华也表示，“我们至少要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手拉手渡过难关。”在滕威看来，女性主义者不是希望要和男性一样或者超过男性，而是包含着所有人对自由的想象，不只是某一个性别的，是所有生命的。

那么，如何实现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呢？“以前我们苦恼怎么像男人一样取得成就，但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开始强烈感觉到，生为一个女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宿命。”戴锦华指出，“父权对女性的压制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让女性习惯于此。”滕威也表示，男权已经变成一个隐性的文化逻辑，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把它们发掘出来、改变它们。滕威强调，现在的女性主义者还远远没有到与男权和解的程度，只是说没必要激进地抗议、喊口号，“我们要在生活里践行女性主义”。

活动现场的读者正在阅读书籍。宋屿/摄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激情助力拉美女性主义文学繁荣

“现在高校中的女老师、文坛中的女评论家数量明显增加，这是非常好的趋势，这样一来，女性主义文学才可能被更多的人了解。”据阿连德观察，拉美近年来涌现了非常多关注女性主义的年轻女作家，她们有着充沛的写作激情，这使得她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冲击力。“这对于拉美女性主义文学发展是非常有力量的。”阿连德说。

拉美女性主义作家和全世界的女性主义作家一样，畅想人工智能带来的可能性，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境遇，也批判现代城市中的暴力，还利用新的媒介技术为女性主义文学传播带来活力。“相较于阿连德这一代，现在的年轻女性主义作家受到的教育更加多元，有广阔的全球视野，会触及更多新话题和领域。”滕威表示，“她们还通过网络文学连载、拍摄纪录片等多种方式和媒介进行创作，不局限于文本出版。”

尽管如此，女作家在文坛的处境并没有明显改变，制定经典的话语权依然是由男性主导的。1982，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连德同年出版的长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幽灵之家》一经问世就顶着拉美文学爆炸的光环，阿连德甚至被出版商誉为“穿着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我的经纪人就告诉我，女作家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得到男作家所获得的一半的认可。”阿连德笑称，“以前别人会说，我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唯一女作家，后来又说不对，我不是，因为文学爆炸是属于男作家的。”阿连德坦言，“很多奖项实际上是男性作家的俱乐部，他们之间互相吹捧，互相评奖。”

目前，拉美女性主义文学尚未在中国出现社会性的流行。滕威分析指出，拉美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图书市场和文学研究领域仍属于小众。“目前，对拉美女性主义文学的关注还是零星的，很少听到或者很难知道中国作家有没有受到拉美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尚缺乏整体的系统研究。”滕威说。（宋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