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名金融领域系统的落马干部被指“逃逸式辞职”和政商“旋转门”。多名专家表示，金融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容易通过政商“旋转门”滋生腐败问题。对这类隐性腐败，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同时也要完善制度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多名干部“余温”谋利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被带走已超过4个月。2023年2月16日，即包凡被留置9天后，华兴资本公告，包凡“失联”。同月26日，再次公告，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调查”。

包凡接受调查，一些华兴资本内部人士认为大概率与其公司总裁丛林有关。丛林于2022年9月上旬被有关部门带走。

公开资料显示，在履职华兴资本之前，丛林在工商银行系统任职多年。1990年丛林加入工行，并相继在总行的信贷部、营业部、国际部等部门任职。2007年加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裁，又于2016年出任工银国际控股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包凡被调查，是否与丛林的“利益输送”相关，丛林是否涉及“旋转门腐败”，仍有待相关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过，随着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政商“旋转门”等腐败花样翻新，金融领域尤其成为“重灾区”，也成为金融反腐的重点打击对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中共党籍，官方通报特别指出，姜丽明是“逃逸式辞职”和政商“旋转门”的典型。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4月4日发布通报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监委近日对姜丽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年来，多名金融领域系统的落马干部被指“逃逸式辞职”，包括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沈曙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楞，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原副主任路军等。

专家：“旋转门”会破坏市场秩序

“不同于西方政商‘旋转门’双向流动的特征，中国政商‘旋转门’基本上是一个单向度的流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表示，比起官员辞职转换身份，商人“旋转”进入政界很难。因为加入公务员系统，要么考试选拔，要么通过干部调动，但在中国不存在从非公部门向公共部门调任的制度空间。

从落马通报来看，金融界政商“旋转门”不仅单向流动特征明显，而且频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旋转门”。这几年，随着金融领域成为反腐败的重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被深挖出来。另一个原因在于，金融领域的行业性特点以及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使得金融领域领导干部更容易实施“旋转门”腐败，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银行业人士告诉，金融行业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从业人员多，需求多样，若想要牟利就能找到机会。同时，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类型丰富，数量庞大，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

庄德水表示，政商“旋转门”问题之所以在金融领域这么突出，就在于行业内潜藏着太多的代理人。这些人不停转换身份，从而造成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金融政商‘旋转门’最突出的危害是，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贷款，给利率优惠，或者是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融，帮助其拿到贷款。还有帮助企业以非正当手段获取金融牌照，利用人脉和影响力获取内幕信息，通过交易获利等。此外，在保险、信用评级领域也会涉及。”上述业内人士说。

设立制度“防火墙”

为了遏制政商“旋转门”腐败现象，200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商“旋转门”进一步规范界定，设置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三年权力“消磁期”。

“设置‘消磁期’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政商‘旋转门’腐败，防止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谋利，离职或退休之后变现的‘期权式’的腐败。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双重身份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把钱权交易的不正当行为掩盖在合理的商业运行之下。而且，从保密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保护政府信息安全。”庄德水说。

随着政商“旋转门”腐败风险日益加剧，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规范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此外，银行也开始加大力度破除银企“旋转门”。例如，中国银行排查6510名离行人员离职去向，对涉及银企“旋转门”的干部，责令限期解除与相关企业聘任关系、终止中行与相关企业业务合作。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政商“旋转门”本身就是公务员利益冲突的体现。完善公务员利益冲突机制，是对其进行有效规治的重要手段。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磊认为，可以参考域外立法，引入预防性“旋转门”利益冲突罪，考虑刑法提前介入，将离职公职人员严重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其他党纪国法紧密衔接，从而形成对离职公职人员的长期威慑，从源头遏制“旋转门”腐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