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受访者供图

【南美侨报特约记者王晗报道】中国有本书叫《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中包含了莫言、余华、王安忆、闫连科、格非等28位中国知名作家对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创作影响的解读。2010年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知名作家陈忠实曾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文学进入中国，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略萨和马尔克斯等人是拉美‘文学爆炸’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我看来，略萨早就该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科幻精神》《33场革命》《最后假期》《饥饿》等拉美文学作品的译者，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博士侯健，和拉美文学以及和略萨的缘分始于十几年前。“我本人是在大三读过略萨的《城市与狗》后才立志继续读书深造、希望有机会站上讲台的，当时还不敢奢望成为文学译者。”而因为翻译略萨的作品，后来，侯健得到了去马德里家中和他再次见面的机会，那场见面和对谈，令侯健印象深刻。去年，侯健收到了北师大实验中学一位高二同学的来信，说读过他写的、译的一些东西，对拉美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准备成立拉美文学研究社团。这种“代代相传”，让拉美文学在中国不再默默无闻，当然，60年前的那场“文学爆炸”功不可没。

“‘文学爆炸’有望再次引发中国读者关注”

侯健提到，有人把1962年定为拉美“文学爆炸”元年，因为1962年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召开了一场重要的知识分子大会，还因为略萨的《城市与狗》在这一年获得了西班牙的简明丛书奖，又因为像《光明世纪》《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这样重量级的作品出版于1962年；也有人认为1963年才是“文学爆炸”的起始年份，因为《城市与狗》《跳房子》等“文学爆炸”毫无争议的代表小说是在那一年出版的；另外有人认为略萨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马尔克斯出版《百年孤独》的1967年是“文学爆炸”的起始年……侯健认为，我们也许可以把1967年视作“文学爆炸”的巅峰，把它的起始年确定在1962-1963年间。

虽然实际上很难定义起止年份，拉美“文学爆炸”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侯健看来，“文学爆炸”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低谷期，作家们迫切希望借鉴国外优秀文学作品的成功经验，在本国文学处于相对“真空”状态时，外国文学有更大可能走到舞台中央。而40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中只有略萨依然健在并坚持写作，因此，“文学爆炸”尽管对包括年轻作家在内的中国作家依然有一定影响，但肯定已经无法和80年代相比。

不过，侯健观察到，2021年《“文学爆炸”亲历记》时隔多年后再版，《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被引进中国，且获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另一部“文学爆炸”研究重量级作品《“文学爆炸”那些年》也将在中国翻译出版。“文学爆炸”有望再次引发中国读者的关注，也可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新的影响。

“中国文学在拉美的影响力无法与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相比”

在将拉美文学作品引入中国，以及将中国文学作品带到拉美的过程中，“文化差异”是无法忽视的存在。由于对拉美文化欠缺了解，中国读者极易产生“费解”和“误解”，比如一提到《百年孤独》，大家抱怨最多的是小说里有同名同姓的人物出现，“记不住”“认不清”“搞混了”；而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拉美文学全都是“魔幻现实主义”，当读到非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占绝对多数）时，就说这本书“很不拉美”。

“可是拉美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拉美就永远是魔幻的吗？魔幻意味着非现实，这实际上也给了我们一种心理暗示，仿佛在拉美土地上出现的贫穷、饥饿、压迫等问题也都是魔幻的、非现实的，这显然是种错误的认知。马尔克斯说过，他写的故事全都有现实依据：‘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奇妙的东西……让拉丁美洲文学真正能够反映拉丁美洲生活，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最奇妙的事情’。”侯健说，“有关《百年孤独》里的重名问题，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叫何塞•阿卡迪奥的人都有类似的特点，叫奥雷里亚诺的人也都有相似之处，仿佛真的有种‘传承’关系，又好像这种设置是与全书的‘循环’主题相适宜的。”

在侯健看来，要改变这种局限性，就应该多去了解拉丁美洲。“我最近在读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世界是如何思考的》，里面有句话我十分赞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是既深刻又微妙的。如果我们轻率地认为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最终很可能我们只是换了个方式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罢了……我们必须超越从陌生的角度去想象事物在我们眼中会是什么样子的阶段，并真正地去理解事物在以那片土地为家的人眼中是怎样的’。”

侯健提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文学在拉美的译介事业中。“中国文学在拉美的影响力是无法与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相比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优秀译者的缺乏，例如美法文学在拉美地区的强势等。不过有不足也就意味着有进步的空间，随着中拉关系全面升级，人文交流日益加强，中拉在文学方面的交流也必将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要解决中国读者对拉美文学的误解，一个办法就是多译，读得多了，问题就可能得到改善。而在中国文学译入拉美方面，还要关注佳译的问题，因为拉美读者对中国文学缺乏了解，这个问题不仅是译著数量能解决的，如何选择合适的图书进行佳译，让那里的读者对中国文学首先产生兴趣，也许是现阶段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文学是拉美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健认为，文学交流在中拉关系中可以起到更大作用，文学是能够成为民间沟通的有效媒介的。他回想起读研究生时曾做过口译，当时一家西安企业和一家古巴企业在洽谈合作事宜，一开始因为细节问题达不成一致，谈得并不愉快。茶歇的时候，古巴企业的代表听说他是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二人就聊起了古巴名著《塞西莉娅•巴尔德斯》。茶歇结束后，古巴代表的情绪明显好了很多，后面的谈判进程也似乎顺利了不少；还有一次是工作后，侯健去火车站接古巴领事参加活动，在车上古巴领事说他是学数学的，侯健还有些担心，不成想后来二人竟然又畅快聊起了古巴文学。

“我的印象是，文学是拉美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文学的不见得一定是专家学者，许多人都爱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拉美文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同样的，如果能让拉美读者了解、接受中国的文学作品，对于他们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入拉美？在拉美人普遍对中国文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选择哪些作品译介？要避免以我为主的想当然心态，真正让文学成为联通中拉的文化桥梁，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侯健坦言，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困难甚至不仅限于拉美文化方面。“我在翻译《终了之前》时碰到过一句话：‘请记住，有人曾用一只山羊和一台象征性的纺车就击败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这里的‘山羊’在西班牙语里也有‘投石车’的意思，‘纺车’也有‘纺锤’的意思，到底取的是哪个意思？指的是什么人？什么事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又是哪个帝国？这些都不能马虎，不然就是翻译硬伤。最后还是一位喜爱世界历史的朋友给我解了惑，我才恍然大悟这里说的是甘地和印度的事情。所以作为译者，我们需要不断学习，真的是学无止境，同时还要虚心求教，因为一个人再怎么学习也无法掌握所有知识，甚至有时候你会在翻译时钻进牛角尖，脱不了身，这时候就更需要和其他人进行讨论了。”侯健说，因为文学翻译，认识了许多朋友，有的同样是译者，也有的是编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让我感到很幸福的事情。”

“我在大三的时候参加学院组织的翻译比赛，当时获了一等奖，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获得的和翻译相关的奖项，虽然很不起眼，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心里有了一点成为文学译者的期望和期待，当时翻译的书是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回忆录《终了之前》的片段。没想到十几年后，这本书的编辑老师真的找到了我，请我来翻译这本书。借用萨瓦托本人在那本书里写的一句话：‘命运的确总能让我们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那种人’。”侯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