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东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我愈发认为，要想理解中国共产党，需要从中华文明的根性入手。”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盖琳近日在中新社“东西问”撰文，从中华文明的根性出发，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本质不同，以及他对中国化的民主的理解。

文章称，中华文明的根性同样使“政党”的概念在中国被中国化。“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统一、凝聚、团结、纪律等观念传承至今，则让“政党”的概念在中国发生了本质和属性的变化。西方的政党往往只代表某些利益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例如，英国保守党，早期是代表土地贵族和上层阶级的托利党，经过几百年转变，仍然代表上层阶级、资本家的利益。与之抗衡的英国工党，有90%以上的党员来自工会，因此他们也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与西方政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盖琳在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为人民服务在欧洲则会衍生出为哪一部分人优先服务，怎么服务，由此会衍生出不同党派。”

文章表示，民主传到中国后，同样因为中华文明的根性被中国化。中华文明一个传承已久的观点，是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即“中庸之道”。民主往往是相对而言的。过度的民主也会导致社会混乱，行动效率低。比如，在抗击疫情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效率之低下暴露无疑。西方所谓的“民主”在全球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反而妨碍了疫情被迅速有效地治理，导致疫情扩散更加严重。“类似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当局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缺乏与民众沟通协商，导致决策集中与民主出现失衡。示威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引发暴力，是自由过度滥用的后果。”

文章指出，在中国人的文化概念里，民主和集中相对而言，自由和纪律相对而言，它们既矛盾又统一，需要相互制衡。民主传到中国，最终演变成民主集中制，即重大决策投票产生，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选举产生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代理人，下级服从上级，在做决策时上下沟通，上级听取下级意见，上级解决下级提出的问题，互相监督。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集体领导、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全体党员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等。

据悉，盖琳从2005年开始在欧洲议会工作至今，接触过不少欧洲的政党，参加过一些议会中日常的党团大会，如人民党团会议、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会议等，也参加过几次英国保守党的年会、地区会议、选区会议，并在两次欧洲大选中为英国保守党拉选票。

（编辑：赫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