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侨报网编译晓兆1月19日报道】一家聚集“性开放”群体与成人内容的爱好者平台显示，里约州共有442处地点被用户标注为适合进行“dogging”（指在公共场所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或被他人围观的活动）的“据点”。该州在全国排名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圣保罗州。这类户外寻求刺激的方式吸引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性别与性取向的人参与。

据《G1》报道，在里约南区，曾在社交网络与新闻中引发巨大争议的“阿尔波阿多尔大群交”（“Surubão do Arpoador”）现象尤其引人注目。该事件在2025年初相关画面流出后迅速扩散，反响强烈。随后，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凌晨时段进入等，以规范当地使用秩序。然而，从相关圈层的调查来看，这片海滩并非里约公众场所“激情约会”的唯一选择。

这些“感官热点”——在其中人们放开束缚、追求无拘无束的体验——也是专题报道《欲望的炼金术：一个隐秘里约的切片》（“Alquimia do prazer:recortes de um Rio oculto”）的核心内容。该专题采访了在城市各处活动并探索“可能性”的实践者，以及研究神经心理学、性行为与脑部生化机制的学者，同时也引入社会学家的观点，试图揭示这些“新兴——却也并不新鲜”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动因。

从“过去的狂欢节”到今天：公共场所性行为并非新现象

受访者S.现年54岁，是《环球报》（GLOBO）采访到的一对异性恋伴侣中的男性。他表示自己从成年起便对户外性行为抱有兴趣，至今已超过三十年。他常去的地点包括里约的Reserva海滩以及帕斯马多观景台（Mirante do Pasmado）。他回忆说：“从年轻时起，我就更容易被这种自由的互动吸引。18岁时我就这样了，我觉得这写在基因里。”

社会学家若昂奥塔维奥指出，早在19世纪，里约就存在公共广场被“隐秘地用于露天性行为”的情况。他引用历史学家詹姆斯·格林的著作《狂欢节之外》（Além do Carnaval），提到1870年时，里约当时的罗西奥广场（Largo do Rossio，现为Tiradentes广场）曾出现男性同性恋群体的“同性恋式社交与情色交往”，并引发当局要求加强管控。

加尔比耶里解释称，由于投诉效果不明显，大约八年后，该问题甚至进入当时公共安全部门视野，被认为需要更大力度干预。

阿尔波阿多尔出台新规，但城市其他地点仍在被探索

在2026年的里约，由于一组男性参与群体性行为的照片在网络传播后，市政府与军警联合宣布新的管理措施。此前24小时开放的著名地标阿尔波阿多尔（Arpoador），从1月2日后被按“市政公园”管理，开放时间改为凌晨4点至21点。

与此同时，城市中其他角落乃至一些著名地标依然被不同群体“持续探索”。据实践者描述，甚至存在一些“暗号”用于识别同好：例如女性如果在这些地点散步时佩戴特定符号（如“扑克牌花色”图案的纹身、贴纸或项链），就可能被视为“性开放者”。这些隐秘标识让参与者能在Reserva海滩、格鲁马里（Grumari）及其他被圈内保密的公共场所完成“偶遇”。

法律风险：可能构成“猥亵行为”

从法律角度来看，如果伴侣或群体在公共场所被发现发生性行为，可能被认定为“猥亵行为”，依据是1940年12月颁布的《巴西刑法典》第233条。

安全公共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里约州“猥亵行为”举报量在2014年为511起，至2019年（疫情前）下降到300起。2022年至2024年间，该类记录再次回升，从291起增加到298起，但仍低于更早年份。

心理机制：刺激感、肾上腺素、禁忌与“自由”

临床性学家、研究多元关系的专家拉里·罗沙指出，促使部分人对“dogging”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恐惧感。恐惧会触发体内肾上腺素释放，带来发冷、体温上升等生理反应。她总结常见动机包括：对“禁忌”的兴趣、暴露癖、偷窥欲，以及行为实验与突破边界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她强调，这些体验也与追求自由、叛逆与大胆有关。

尽管此类活动常发生在“禁止”与“灰区”中，实践者之间仍存在一定“最低限度的组织方式”。例如在公园和广场，人们会边走边寻找同类；在一些可以开车进入的开阔地点，则会通过车灯信号、车辆停靠方式表达兴趣，体现出“同意”在圈内的重要性。

风险与争议：女性偏见、安全事件与“道德恐慌”

一名受访女性表示，即便在大城市性观念更开放，围绕女性参与“dogging”的社会偏见依然强烈，特别是在异性恋群体中仍存在大量评判。

此外，风险并非仅来自法律或舆论。报道提到，去年3月，帕斯马多观景台（Mirante do Pasmado）发生一起命案：一名罪犯骚扰一对伴侣后，与现场人士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一名男性死亡，嫌犯随后骑摩托逃离。南区政府回应称，该地仍24小时开放，市政警卫队会在不同时段进行巡逻。

加尔比耶里则认为，社会对阿尔波阿多尔事件（男性同性恋群体）与帕斯马多事件（异性恋伴侣且出现死亡）的反应存在“不对称”，体现某种道德恐慌推动规则制定。他强调，性行为在高人流公共空间不适用于任何场景，应当适用现行法律；但真正推动“限时封控”的，并非单纯对公共秩序的担忧，而是围绕特定群体与性行为的道德恐慌。“性本身并不是公共问题”，而公共空间应当兼顾与尊重所有人，才是治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