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庭审

【南美侨报网编译桑梓7月7日报道】各政党已将最高联邦法院（STF）变成反对派推翻总统决定和国会批准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根据新党利用高院数据开展的一项调查，自1988年以来，各政党已向高院提起1753起诉讼。

调查显示，工会和专业协会（2583起）是向高院提起诉讼最多的组织，其次是总检察院（PGR）（1756起），政党位居第三。在向高院提起的诉讼中，以政党为原告的数量超过了州长、巴西律师协会（OAB）、州议会、总统以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委员会。该调查考察了向高院提起的合宪性集中控制诉讼的分布情况，以及挑战法律和法令的诉讼。1988年至2025年，向高院提起诉讼最多的政党依次为劳工党、劳动民主党、巴西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自由党；2019年以来，这一名单的首位则依次为可持续党、劳工党、社会主义自由党、劳动民主党和巴西社会党。

研究作者强调，企业实体一直是向高院提起诉讼最多的团体，政党虽占据重要地位但处于次要位置，且主要由合并党派、左翼和中左翼政党构成。对诉讼的分析表明，在政党提起的诉讼中，针对总统和国会决定的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当政党想要质疑总统的行为，或因自身是少数派而在立法议会投票中失败时，往往会选择向高院上诉。

以劳工党和可持续党为例，在雅伊尔・博索纳罗（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两党提起的诉讼数量较为集中。2016年至2024年，政党诉讼的高峰出现在2020年，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就有167起诉讼，甚至超过了企业实体提起的诉讼数量。最近的一起案件涉及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劳工党）提高金融交易税（IOF）的法令：博索纳罗所在的自由党要求高院暂停提高金融交易税，国会随后推翻了该法令，社会主义自由党则要求高院宣布国会的决定无效，此后政府也向高院上诉，试图保住该法令。

据《圣保罗州报》报道，国会方面，参议院议长达维・阿尔科伦布雷（巴西联盟党）正在制定一项立法提案，旨在限制可向高院上诉以挑战国会通过法律的条件。“这是我们巴西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阿尔科伦布雷于2日表示。此前，社会主义自由党已向高院申请推翻国会否决提高IOF法令的决定。据消息人士透露，众议院议长雨果・莫塔（共和党）支持该提案，并与阿尔科伦布雷立场一致。在与党内领导人的对话中，他要求各党减少上诉，因为这些上诉通常针对的是由本党同僚批准的法律。

《联邦宪法》规定，政党有权向高院提起诉讼。因此，改变这一规定的尝试很可能会以宪法修正案（PEC）的形式提出。如果国会批准类似提案，其合法性最终可能会在高院受到质疑——即便属于宪法修正案，若被认为违反宪法条款，也可能被法院推翻。

该提案将尤其影响社会主义自由党和新党，这两个党派的席位远少于劳工党、自由党和“中立党团”的党派。在司法领域，这两个党派提起的诉讼多与国会多数派的判决相悖。“这种限制小党派向高院提起诉讼权利的尝试令人遗憾，提案直接违反了1988年宪法的支柱之一——政治多元化。”新党主席爱德华多・里贝罗表示，“阻止正式注册的政党向高院上诉，就是将多数垄断制度化，并削弱控制机制。”

目前正在研究的提案之一，是为政党向高院上诉设立障碍条款，类似于选举中的障碍条款（限制政党获得党费及广播和电视时间）。“很多事情将通过大党领袖和政治领袖达成的协议在幕后解决。”众议员图利奥・加德哈（可持续党）批评道，他是可持续党在国会的唯一代表，而可持续党是2019年以来向高院上诉次数最多的政党。

障碍条款的捍卫者表示，小党派通常没有能力在国会推动和批准提案，他们通过高院试图推翻300多名众议员和40多名参议员批准的法律，这一做法并不合理。“我们必须在立法机关内做好工作，通过法律修改确保绝对多数通过的事项，不会受到不满的少数派的挑战。”前议长、众议员亚瑟・里拉（进步党）说道。

另一方面，小党派表示，这种限制将导致大党权力过大。例如，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自由党在高院提起的一项诉讼，法院于2022年裁定《州报》揭露的“秘密预算”违宪；同年，在可持续党提出要求后，高院强迫博索纳罗政府保证为儿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在另一起由可持续党、劳工党、巴西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自由党共同提起的诉讼中，高院裁定联邦和各州必须制定火灾应急计划。

“政党独裁？”当被问及立法议会高层提出的这项提案时，劳动民主党众议院领袖马里奥・赫林格反问道，“我们建立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政党阶层，他们却认为问题出在小党派身上，这远非解决危机的良方。”

FGV的政治学家马克・特谢拉表示，少数党派诉诸司法系统的情况很常见，他强调配额政策和同性婚姻等议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立法。“限制政党诉诸司法系统本身就对民主构成威胁。不过，现在也存在一种情况——不可能每次选举失败都诉诸司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