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半个世纪前对“罗诉韦德案”的判例，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利将不受美国宪法保护。美媒称，美国在堕胎自由方面“倒退一大步”，这让美国在生育权利理念上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异类”。

就在美国终结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之时，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堕胎问题存在着各种复杂的规定。在天主教氛围浓郁的拉丁美洲，堕胎法律普遍很严格，但拉美多国正朝合法化方向前进。然而，现在，对于常常“以美为师”的拉美地区要求放宽堕胎限制的活动人士而言，美国的这一变故令人沮丧。

2020年12月30日，距离新年还有两天，一片由绿色三角巾组成的海洋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广场，阿根廷人把这一幕称做“绿色浪潮（marea verde）”。将近两万名阿根廷女性彻夜守候国会的投票，她们不想再把关于堕胎的斗争留到下一年。凌晨5时，参议院的决定传到了大街上：以38票多数通过，阿根廷将立法保护堕胎权。欢呼声一瞬间响彻黎明前的国会广场，不同年龄和身份的女性拥抱、歌唱，流下泪水。

阿根廷女性平权运动里程碑

北京《新京报》报道，此次参议院最终通过堕胎自由法案，不仅仅是阿根廷女性平权运动的里程碑，同时对整个南美大陆女性自由平权的斗争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

在整个拉丁美洲，现存的堕胎法律都非常严格，只有古巴、乌拉圭、圭亚那允许堕胎，而像萨瓦多尔、洪都拉斯和尼卡拉瓜这些国家则完全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堕胎。在这种环境限制下，许多女性被迫在非法的地下诊所进行堕胎，非常危险。同时，堕胎还受到宗教狂热分子的强烈反对，今年8月在巴西，就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在进行堕胎的过程中被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处死，而这个小女孩是因她的亲叔叔性侵犯而怀孕的。

其实早在2018年，阿根廷众议院已通过类似的法案，但最终在参议院并没有通过。此次，由于法案是由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本人提出到国会的，所以胜算比之前大了很多。2019年，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时，许诺会将女性的平权斗争作为他执政的核心，这次堕胎自由法案也是他诺言实现的一部分。

阿根廷的先例，给拉美其他国家也带来鼓舞。媒体报道，今年2月，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宣布怀孕24周内的堕胎合法，而此前，哥伦比亚女性只能在遭遇强奸或明知胎儿畸形等特殊情况下堕胎。今年3月，数千萨尔瓦多女性举行游行，要求放宽堕胎禁令，允许在强奸、胎儿无法存活或妇女生命遭遇威胁的情况下堕胎。智利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全民公决，该国可能成为首个在宪法层面保障堕胎权的拉美国家。

据英国《泰晤士报》5月4日报道，目前全球有24个国家完全禁止堕胎，在这些国家生活着大约9000万育龄妇女，占全球育龄妇女的5%。5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只有在产妇健康（身体健康，或包括精神健康）处于危险之时才允许堕胎。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在强奸、乱伦或胎儿畸形等例外情况下可以堕胎。另有法国、德国等27个国家允许在一定怀孕时间限期（最普遍的是12周）内堕胎。

阿根廷“左翼-女权”双重运动

另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阿根廷最早的公开堕胎权提案出现在1973年。当年的总统大选中，来自PST（工人社会主义党，为左翼社会主义党Izquierda Socialista的前身）的两名候选人搭档Juan Carlos Coral和Nora Ciapponi在执政纲领中首次提出了要求“爱和堕胎的自由（la libertad de amar y abortar）”，Ciapponi也成为首个参选副总统的女性。然而很可惜，最终PST还是淹没在了阿根廷最著名的领袖胡安·庇隆（Juan Peron）声势浩大的回归之下，仅获得了18万张选票。

阿根廷学者Marcela Nari以系统研究阿根廷女性运动历史著称，她在短文《女性主义觉醒》中指出一个关键问题：阿根廷女权主义的发展与激进左翼的发展难分彼此，1970年代也是“左翼-女权双重运动”的萌芽时期。许多女性同时参与女权运动和左翼政治运动，这也允许了一部分女性议题进入了左翼政治框架。于是在1973年，阿根廷出现了首次在公开领域、由左翼政党带头提出的堕胎合法化的尝试，这尽管令人振奋，却宛如昙花一现；就连提出这个议程的PST政党，都并未把它当作一个核心议题。阿根廷的女权主义当下的规模和形式，则是在1983年军政府垮台、民主化以后，才慢慢形成。

文章提到，以1984年布市首次妇女节大游行为分水岭，被噤声多年的女性领袖在媒体界、政界、独立出版物中集中发声，艰难打开着女性的言论空间。1991年，在女性议员们的不断斗争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每一次全国选举中，各政党必须保证提名30%的候选人为女性。同时，1990年代阿根廷的LGBTQ（性少数群体）运动逐渐崛起，LGBTQ女权主义者也加入，女权主义开始呈现多样化趋势。1990年代，生育权利和母职成为了女权运动的中心议题，堕胎权当然也包含在这一讨论中。但依然没有任何主流政党对推动堕胎合法化感兴趣。

“人民女权主义”

进入千禧年，阿根廷的女权运动渐入佳境。文章指出，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一大批女性被迫失业。为了生存，她们走上街头，开始了被称为“人民女权主义（feminismo popular）”的新时代，形成了诸多诉求不同、形态各异的草根女权组织。此时的女权运动不仅规模更大，还与左翼议程产生了根本上的呼应。阿根廷堕胎权法案的最终胜利，和这场思潮有直接的联系。

文章表示，“人民女权主义”是理解阿根廷女权运动的重要脉络，也是它今天能保持有机和强大动员能力的主要原因。

文章提到，所谓的“人民女权主义”在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阿根廷甚至并不是最初的开创者之一。当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们认识到女性运动不能脱离于其它社会冲突和社会现实而存在，她们希望与别的运动力量产生联动，“人民女权主义”的概念开始萌芽。

千禧年前后，当原住民女性、混血和非裔参与到关于自身权益和身份的讨论中，女权主义者群体的阶级和种族意识也随之增强。而当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扩大了，广义的女权主义阵线变得越来越复杂，拉美的女权活动家们于是不得不思考一种新的叙述女权主义的方式。

文章提到，2001年，阿根廷陷入了民主化后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大量阿根廷人上街抗议，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这些上街的人里，有一大部分是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的妇女。在全国性的反债务、反国际资本主义浪潮中，阿根廷女性的命运和广义上的左翼联盟紧紧联系在一起，阿根廷的女权运动也从根本上向左翼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父权制相结合，在阿根廷的草根女性中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在她们之中，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是原住民女性和年轻女性。

文章强调，从历史角度说，原住民女性在此前的女权运动中几乎是缺位的，但是她们作为一种符号不断出现在20世纪的拉美民族意识当中。在21世纪加入运动的原住民女性在人数上并非主力。然而她们的觉醒和参与，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动员，是紧贴拉美本土语境的特殊实践。

文章指出，如果说过去参与运动的以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为主，千禧年后则是以学生为主的年轻女性承担了中坚力量，她们接纳了左翼政治的议程，主动将各种阶级的女性、各种性少数群体和对女性权益关心的人团结到女权主义框架下。这些年轻的阿根廷女孩们缔造了整个拉丁美洲声势最浩大、议题最广泛的女权主义运动。2005年诞生的全国堕胎权运动，让绿色三角巾洒遍了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绿色浪潮”，并在2018年首度把这项议案送进了众议院；2010年代，她们与LGBTQ群体一起，接连让同性婚姻和跨性别身份合法化。女孩们抗议生育权不自由，抗议杀害妇女，抗议妇女薪资不平等，她们的联盟越来越壮大：可以说，只要有抗争的地方，就有与女性议题出现。

这些无所不包的议题渗透着女性生命的方方面面，与几乎每一个女性有关：这是“人民女权主义”强大号召力的秘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