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青年时期浮槎南渡，成长为东南亚华侨工商巨子。他一生倾资兴学，在海内外树起了兴办教育的一代新风；一生忠贞爱国，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募集巨款，动员华侨机工，支援祖国抗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叶落归根，为家乡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沥尽心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是“嘉庚精神”的科学内涵。

从替父还债到南洋首富 渔村小子变“橡胶大王”

福州《福建日报》报道，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同安县的集美社（今厦门集美）。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发展事业，陈嘉庚由母亲孙氏独力养大。母亲乐善好施，除自己的孩子外，一生还收养了6个孩子，在村民中享有盛誉。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第一次下南洋从父经商。陈嘉庚到达新加坡时，操着一口闽南语，根本不会说英语，他被父亲安排在顺安米店跟着族叔学习。他做事认真规矩，领货绝不延缓，记账清清楚楚。

两年后，族叔返回中国，19岁的陈嘉庚遵照父亲意愿，担任起经理的职责。

正当他在新加坡的事业如火如荼，商业版图越发壮大时，在遥远的故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存亡的危机空前严重，这让陈嘉庚心痛不已。

国难连着家难。1898年，一场瘟疫向集美袭来，陈嘉庚的母亲和妹妹先后病逝，闻听噩耗的陈嘉庚立即回乡葬母。当守完3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却发现原本兴隆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近30万元。

按新加坡法律，儿子不必偿还父亲债务，但是陈嘉庚决定偿还父亲的一切债务。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绝代还清，以免遗憾也。”替父还债让陈嘉庚开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立起自己的声望。

为了生存，也为了尽快还清债务，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开启了创业之旅。陈嘉庚出色的商业头脑和管理才能，让罐头厂脱颖而出。不久之后，他恢复了米店生意，用4年的时间便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

20世纪初期，西方逐渐开启工业化进程，陈嘉庚又把握住橡胶行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开始投资橡胶产业。从最初的加工橡胶开始，陈嘉庚逐步把橡胶生意从下游做到上游，后续又创办橡胶制品厂，卖胶鞋，制造轮胎和其他日用品。到1925年，陈嘉庚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南洋最大的橡胶生产和制造商，被誉为“橡胶大王”。

此外，他还拥有冰糖厂、木材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等30多家工厂，150多家商店。鼎盛时期，陈嘉庚的营业范围遍布五大洲，雇佣员工超过3万人，总资产超1200万元。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侨商中第一个打破了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陈嘉庚既不是买办，也不是欧美工业的附庸，他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能够与欧美公司一较高低。

捐资兴学 “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福州东南网报道，陈嘉庚热心教育、兴教兴学，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2年，陈嘉庚回到家乡，开始为集美学村垒起砖瓦。这并不是陈嘉庚第一次办学。1893年，出国后的陈嘉庚第一次回到集美，建了名为“惕斋”的学塾，将分散的私塾里的学生集中起来读书。

1913年起，陈嘉庚先后在故乡创办了集美小学校、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女子师范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门学校。

1921年，陈嘉庚一手创建了福建省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厦门大学，设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21个系。他还资助闽南各地中小学70多所，鼓励和带动华侨在家乡办教育事业。为了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增进他们同祖国的联系，陈嘉庚以巨大的热情发展侨居地的华文教育事业。他倡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宏伟的华文中学。

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的经济事业遭受极大挫折，许多人劝他停发办学经费以维持企业，但他断然回答“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不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当某外国垄断集团以停止维持厦大、集美各校为条件愿为提供“照顾”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他曾说过：“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与社会绝无关系也”。他对教育可以倾其资产，自己却克勤克俭。

据有关统计，捐资办学和为办学支付的银行利息占陈嘉庚总支出的92％，捐赠其他公益事业、还债及佣金等占总支出的6％，家庭费用仅占总支出的2％。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仍不释手教育事业。由新加坡迁回家乡定居后，他把余生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各学校的修复、扩建中。他对华侨学生的教育非常关心，在1960年向创校之初的华侨大学捐赠500万元外汇，专门用于进口学校需要的先进仪器设备和建设材料。临终时，他将余下的300多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教育和公益事业。

团结华侨抗战 组织南侨机工抢送物资

北京《人民日报》报道，陈嘉庚爱国爱乡、支援革命。

陈嘉庚早年参加同盟会，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8年日本侵略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出任“山东惨案赈济会”会长，募捐救济被害者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团结抗战”号召。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发动全南洋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精心筹划组织，带头捐款捐物、认购国债，使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便为中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投降妥协气氛弥漫重庆的紧张时刻，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并获通过，沉重打击投降派的气焰。

1939年，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布《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南洋华侨机工回中国服务，就此产生为中国抗战贡献巨大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即“南侨机工”。广大南洋华侨青年男女热烈响应、踊跃报名（亦有非华裔同胞投身参与），3200余名热血青年，分9批车队，赶赴中国西南边陲，在战火烽烟中帮助抢送抗战物资。当时的滇缅公路是一条“死亡公路”，沿途悬崖峭壁、急湾险谷，更有毒蚊猖獗、恶疾流行，加之日军频频出机轰炸扫射，南侨机工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以保证这条“抗日输血管”的通畅无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在全力支援抗战的过程中，陈嘉庚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理解与认同。

中新社报道，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此间，陈嘉庚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考察研究。延安一行让陈嘉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他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此后，陈嘉庚积极向海内外宣传其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为外界了解真实的延安打开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