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北京大学徐泓教授的力作《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作为燕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专门为教授们所建的住宅区，燕东园的22栋小楼承载太多燕大和北大教授及家人的历史往事、情感与记忆。燕东园的老住户、年逾古稀的徐泓教授，将这些小楼里的住户与往事娓娓道来，以特稿笔法和详尽史料，叙述了发生在燕东园的往事变迁、学人成就、学术传承、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绘就了一幅学术文化传承的生动画卷。

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徐泓教授，分享她写作的初衷，以及对记述时代的感怀与思考。

为何著书《燕东园左邻右舍》？

徐泓介绍，燕东园在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园东门外大约一里的位置，自1926年到1930年间建成，居住过多位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教授。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在徐泓出生一百天时，全家从燕南园59号搬家至燕东园40号，并一直居住至今。

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徐泓家就被挂上了“燕东园40号”的牌。这件事促使徐泓想写这本书。徐泓认为，保护建筑，其实是在保护历史，而保护历史就是保护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在这里发生过的事。

很多朋友都说徐泓是一个幸运儿，命运给了徐泓两个馈赠：第一就是她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从而有幸生活在燕东园这样一个近百年来著名学人居住的园子里，成为这个园子里资格最老的住户。

第二个馈赠就是，徐泓这辈子一直从事她最喜爱的新闻业。徐泓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了5年新闻，在媒体里，当了30年记者，然后回到大学里教新闻，又教了20年。徐泓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行业，她认为自己从骨子里始终是一名职业记者。因此，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都要求她把燕东园的百年变迁记录下来。

所以徐泓把这本书作为她的一份答卷，献给她终身从事的新闻业。同时也将这份答卷交给她所有的学生——她教他们新闻，她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他们应该怎么做新闻。

为何要与遗忘抗争？

徐泓表示，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在不断被掩盖和消灭的。历史本身既塑造人物，又消灭人物。把历史的真相，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徐泓的书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打捞和抢救。

“打捞”，是因为太多的人被历史掩盖了。中国的历史被“宏大叙事”窄化得让人只知道帝王将相和一些个别的人，但实际上还有太多为中华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应该见诸史册。

另外就是“抢救”，现在不去抢救，他们就会被选择性遗忘，等到当事人都不在了，这些人和事就彻底被淹没、从历史中出局了。

做这些采访和考察，就是在与遗忘抗争。有的时候遗忘一些东西，尤其苦难，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种释放，这样或许能够快一点走出苦难和黑暗，去迎接光明。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遗忘，而且是故意的、选择性地遗忘它所遭受的苦难，那就很可悲了。一旦遗忘，同样的苦难就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

新闻与历史有何联系？

徐泓的一个学生说，新闻学的尽头就是历史学，这句话给了她很大启发。新闻学和历史学其实有着很紧密的亲缘关系。两者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新闻追求真实性，历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实说话。

另外徐泓认为，任何学科，尤其人文社会学科，如果没有历史学做核心的基础，这个学科的发展可能很难获得内在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来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很多东西都会是虚无的、不切实的。但走到尽头，人们会发现有很多历史是被遮蔽的，当把这些被遮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新闻。徐泓的老师、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对徐泓说：新闻与文史是相通的。

《燕东园左邻右舍》的写作使用了何种方法？

徐泓认为，她在坚持着一种新闻写作。外国有很多记者出身的历史写作者都是这样做的。新闻写作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场意识。徐泓一直认为记者这个职业是一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因此必须抵达现场，看到现场真实的面貌、真实的情况，争取采访到足够多的当事人，以至于能够完成那个真相的拼图。对于记者来说“现场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徐泓想要通过采访，通过查阅尽可能多的史料，去抵达当时的历史现场。

抵达“现场”，通过新闻语言，把“大词”与“概念”具象为细节。俗话说，“魔鬼在细节之中”。只有真正抓住了生活中的细节，可能只有两三个细节，就能够体现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意境或形象。

徐泓也在抵制互联网上碎片化的文化，尤其情绪化的表达和发泄。希望用一种克制的、善意的文字来书写。还是应该用善意来理解，用善意来联系，用善意来沟通。徐泓的书里写到很多人情的关系，例如那一代学人在危难、重压和选择关头，怎么处理亲情、友情和爱情，力图让整本书的文字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