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门德斯和莫赖斯

【南美侨报网编译桑梓5月19日报道】自2005年以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STF）作出对议会授权产生直接影响的裁决数量增加了近20倍。从预防性逮捕到搜查和扣押行动，涉及参众议员的司法行动数量从1988年至2004年间的36起跃升至2005年至2024年的700多起，这一趋势加剧了权力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

拉马金案引爆争议：司法审查权与议会自治的碰撞

最近的典型案例涉及众议员亚历山大・拉马金（自由党），他被指控涉嫌政变企图和其他四项罪行。最高法院第一审判庭决定撤销众议院此前批准的刑事诉讼中止决议，此举再次引发了关于是否应限制大法官独立裁决权的争论，并导致众议院议长雨果・莫塔（共和党）向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审判庭的决定。

《圣保罗州报》的调查显示，STF的裁决主要分为三类：

1. 刑事案件：包括直接在最高法院启动的程序，如逮捕授权；
2. 选举制度案件：大法官审理针对地区法院判决的上诉，如撤销选举授权；
3. 议会内部纠纷：议员或参议员就任职资格、任命争议或国会决议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5年4月期间，STF共作出704项相关裁决，较1988-2004年的36项增长1856%。

司法角色转型：从克制到主动的转折点

Insper学院教授路易斯・埃斯特维斯・戈麦斯指出，数据反映了最高法院行为模式的转变。早期司法克制既体现了大法官的谨慎形象，也与民主转型初期的政治环境相关。2005年的“联邦月费案”成为转折点，该案大幅提升了最高法院的公众关注度。此后，尤其是在“洗车行动”反腐调查期间，法院与国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戈麦斯表示：“这些司法行动伴随着宪法解释的演变和STF角色的转变。”

上周，最高法院第一审判庭以多数票推翻了众议院暂停审理拉马金案的决议。众议院的决议依据宪法条款，主张对议员就职后发生的犯罪可暂停刑事诉讼。议员们称拉马金的五项指控均发生于2022年12月就职后，这一主张可能为同案其他被告（如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提供辩护依据。但最高法院认为，诉讼中止仅适用于个人，且拉马金涉及的未遂政变、破坏民主法治等严重罪行发生在任期开始前。众议员阿尔弗雷多・加斯帕尔（巴西联盟党）批评称，大法官对众议院决定的审查“越界”，“最高法院的裁决是错误的，众议院的回应合理合法”。

众议院的双重反击：司法挑战与修宪博弈

众议院通过两条路径回应争议：

1. 司法程序：主席团根据议长莫塔的提议，要求STF重新审议对拉马金刑事诉讼的全面中止问题，并提交全体议员表决。该案主审法官为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反对党领袖祖科（自由党）认为，莫塔的行动符合宪法原则；
2. 修宪议程：推动宪法修正案，禁止最高法院大法官单方面中止总统、议会及立法机关通过的决议和法律。该修正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且在近期冲突后获得议会更多支持。

修正案起草者、参议员奥里奥维斯托・吉马良斯（我们可以党）表示，修宪旨在规范最高法院运作，遏制“司法越权”。他认为，频繁推翻国会决议表明司法特权被滥用，法院应仅限于审理严格的宪法案件。加斯帕尔和祖科均主张加速推进修宪程序。

连锁反应：更多案件激化机构矛盾

女众议员卡拉・赞贝利（自由党）因侵入国家司法委员会（CNJ）系统被判处10多年监禁，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对立。最高法院就“议会如何认定议员丧失议席”的投票引发新争议。众议院自由党领袖索斯特尼・卡瓦尔坎特指出：“宪法规定只有议会有权罢免议员，但最高法院介入了这一程序。”根据宪法，议员定罪后需经议会全体会议至少257票通过才能终止任期，但主审法官莫赖斯主张可通过“缺席议会”为由弹劾卡拉，且无需全体会议投票。

FGV政治学家克劳迪奥・库托分析称，拉马金案的争议不仅是个别案件的博弈，更反映了众议院的“机构自卫”倾向。许多议员将最高法院的裁决视为潜在先例，担忧其未来可能影响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