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卢拉和俄罗斯普京

【南美侨报网编译桑梓5月13日报道】随着卡洛斯・鲁皮（民主劳工党）从社会保障部门离职，沃尔尼・奎罗斯（民主劳工党）接任，卢拉政府在其第三任期内，劳工党控制的部委比例达38%。这一数据创下自2003年第一届劳工党政府成立以来，总统所在政党在任期第三年初的最高纪录，远超雅伊尔・博索纳罗执政时期的9%、米歇尔・特梅尔时期的34%、迪尔玛・罗塞夫第一任期的32%，以及卢拉2007年任期的33%和2003年任期的36%。因弹劾程序导致任期缩短，迪尔玛的第二任期未纳入统计范围。

尽管劳工党在部委控制权上高度集中，政府部长结构仍发生显著变动。自今年1月至今，已有6名政府高层人员更迭；自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高层人事变动累计达12人次。不过，这些调整大多是为满足劳工党内部需求或应对突发状况。例如，巴西联盟党的小儒塞利诺在遭联邦总检察院（PGR）指控腐败后，辞去通讯部职务。目前，劳工党掌管着农业发展和家庭农业部、发展与社会援助部、家庭与抗击饥饿部、人权与公民部、教育部、财政部、种族平等部、女性部、卫生部、工作和就业部、民政部，以及作为政府核心战略机构的总统府秘书处和机构关系秘书处。

《圣保罗州报》采访的政治学家与议员指出，当前的权力格局呈现多面性。一方面，卢拉因“洗车行动”对劳工党的冲击，在权力分配上更为谨慎，展现出更强的集权倾向；另一方面，国会实力增强，其席位更具意识形态特征与自主性，这使得整合内阁的政治成本大幅上升，尤其在政府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更为明显。这种联盟模式打破了新联邦历任总统的惯例。Cebrap数据显示，自重新民主化以来，每届政府在任期第三年年初，都会推动至少一次基础重组，即政党依据与国家领导人签订的正式协议加入或退出联盟，而非单纯替换执政党内部人员。特梅尔任期内进行了五次基础重组；迪尔玛第一任期四次、第二任期三次；博索纳罗完成三次；卢拉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分别完成五次和四次调整。

在卢拉第三任期，尽管他多次试图拉拢右翼政党支持，但这些支持仅来自部分少数派议员，未获相关政党全国领导层认可。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塞尔吉奥・西蒙尼・朱尼尔解释道：“当政党仅通过少数派进入政府，缺乏全国领导层背书时，便缺少制度性承诺。这导致其虽占据行政部门职位，但无法切实转化为国会投票支持，卢拉第三任期正是如此。”这种松散的支持关系，使得巴西联盟党、进步党、民运党、民主社会党和共和党等在内阁有代表的政党，在诸多关键投票中常与政府立场相悖。塞尔吉奥强调，由于这些党派未与总统府签署正式协议，因而无需遵循政府意见，虽参与职位分配，却未对政府提供实际助力。目前，这些政党已开始为2026年的反对运动布局，推出如州长拉蒂尼奥・儒尼奥尔（民主社会党）、罗纳尔多・卡亚多（巴西联盟党）和塔西西奥・德弗雷塔斯（共和党）等潜在总统候选人。这种矛盾在推动国家社会保障局调查委员会、支持大赦1月8日事件涉案人员提案、推翻总统对囚犯临时“释放”的否决权，以及保留博索纳罗政府时期防止选举中虚假新闻入罪提案等行动中显露无遗，这些行动均得到上述政党的选票支持。

然而，对政府的抵制并非仅来自“中立党团”。本周，劳动民主党众院领袖马里奥・赫林格宣布，该党议员团将停止支持政府。他表示，在解除党主席卢皮社会保障部长职务一事上，政府处理方式未尊重卢皮。但实际上，不满情绪早有根源。赫林格称：“相比以往，这无疑是卢拉任期内变动最小的一次。甚至在INSS问题（成为导火索）之前，我们就已对此表示不满：民主劳动党感觉自身未被充分纳入决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批评政府内部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他认为，当前已无政治改革空间，直言“我认为目前不太可能推进改革”。内阁中的重要盟友也对集权提出批评。一位在议会颇具影响力的民主社会党众议员（该党目前领导三个部委）透露，卢拉尚未回应其党提出的担任更具政治影响力职位的诉求。民主社会党对安德烈・德保拉（民主劳动党）领导的渔业部尤为不满，认为该部门职权虚浮。除渔业部外，吉尔伯托・卡萨比所在的民主社会党还掌控着农业和畜牧业、采矿和能源部门。9日，卡萨比再度与政府划清界限，明确表示民主社会党将在2026年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政治学教授莱安德罗・康森蒂诺指出，尽管卢拉凭借倡导广泛阵线的竞选纲领赢得2022年大选，但执政后却采取了比以往任期更集权的政策，未能实现建立广泛阵线的目标。他分析称，“洗车行动”及卢拉被捕事件，恶化了劳工党与盟党的关系，卢拉再度执政后，对与“中立党团”政党结盟更加谨慎，进一步强化了劳工党核心权力的集中趋势。他还提及：“许多政党当年都投票支持弹劾迪尔玛。”此外，权力向劳工党集中也与议会修正案经费的增长相关。据《州报》报道，2025年议会修正案消耗的预算规模，相当于30个部委的预算总和，这极大增强了议会中政党领袖的话语权。巴西联盟党众议员佩德罗・卢卡斯・费尔南德斯便是例证，他于4月底拒绝了总统卢拉发出的接管通信部的邀请。圣保罗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员佩德罗・阿西斯表示：“各政党愈发不愿与政府达成正式承诺，他们意识到加入内阁的政治成本已显著增加。如今的政治谈判更像是‘零售模式’，围绕特定议程争取特定选票，不再是无条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