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侨报网编译桑梓11月13日报道】今年发送给联邦最高法院（STF）的投诉中有一半以上涉及劳动法相关问题。高院成为一个频繁上诉，试图对劳工法院的裁决施加限制或和纠正的场所。换个角度说，这些诉讼表明劳动法院与劳动法改革的目的背道而驰。

从今年1月至11月，高院收到6,148件投诉，这是一种可以推翻违反有约束力先例的命令或行政规定的诉讼。其中3,334件与劳动法相关。《圣保罗州报》进行的调查显示，该问题已占高院收到的投诉的54%，连续第二年增长。2018年，劳动法改革后的一年，STF中针对高等劳动法院（TST）判决的投诉总计达41%。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投诉的原因涉及法院对新雇佣关系甚至与后续有利于工人的判决解释的问题。高院某些大法官批评司法机关在劳工领域做出此类判决的方式。“最高专门司法机构，TSE，对行政和立法机关认可的政策设置了一些障碍”大法官门德斯部长10月17日在高院第二法庭庭审上表示。所有批评发生在第二法庭审判第一地区劳动法院（TRT-1）承认根据法人合同提供服务的前雇员的雇佣关系的判决中，第二法庭推翻了TRT-1的决定。

FGV基金会劳动法教授席尔瓦认为，部分劳动法院法官抵制前总统特梅尔(民运党)政府在2017年劳动法改革中推动的变革，这导致了向STF投诉的激增。“这个团体的想法是，通过判案来施压推翻劳动法改革，但他们不是立法者。他们宣布一切违宪，并否认劳动法改革的适用性”他说。Bradesco银行首席执行官兼巴西银行联盟董事会主席拉扎里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提薪人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法庭上有42,000起劳工案件。我并不是说我们是圣人，我们不会犯错误。但42000个案件是荒唐的”他评论道。他透露，每周银行内部都会讨论银行涉及的案件和金额。记者试图与TST联系，但直到截稿都未收到答复。

对全国劳动司法法官协会(Anamatra)主席路西安娜来说，提交给高院的部分案件涉及“欺诈性合同”做法，公司本来可以按照正规雇佣关系来办，但却选择与员工没有关系的雇佣方式。她辩称“这是劳工法院在其宪法权限范围内根据具体案件所持的观点”路西安娜表示“这不是（劳工法院）的政治选择，而是对宪法下立法和宪法条款的尊重”。然而大法官门德斯指出，劳动法官处理案件方式造成了“高等法院(TST)与政府之间的机关冲突”。他认为，审判劳工诉讼的法院没有尊重STF的判例。

拥有圣保罗大学宪法学硕士学位的律师弗雷塔斯同意门德斯的论点。他认为，劳动法庭总是偏向工人而不利于雇主。“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工人是最薄弱的环节，这就是法律提供保障和权利的原因。但问题是，商人在劳动法庭面前无法没有得到法律保障”他说。“法律制定了保护工人权益的规定。在使用法律时，必须以公平、平等、平等的原则”他补充说。TST法官马丁斯表示，针对劳动法院和地区法院（二审）做出裁决不满的投诉必须提交至高院。TST“对高院的裁决有点难以接受，尤其在外包问题上”。

马丁斯强调，某些劳动法院的法官指出TST判决的案件与STF确立的论点之间存在差异。他们不需要完全遵循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在有限的情况下采用“案件区别”做法。马丁斯指出，在公共和私营行业的外包案件中，劳工法院80%的裁决与高院根据“案件区别”做出的裁决是一致的。但“这会造成了很大的法律不确定性，因为案件会（提交给最高法院）然后返回。永远不会结束”马丁斯发现某些法官对劳动法改革的某些方面持抵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