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广东广州天河区，珠江干流广场附近上演“龙船景”。中新社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端午节因天人相应而立，孕人文精神而丰，是中国集祈福攘灾、祀神祭祖、娱乐聚饮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丰富的端午节俗体系中，“龙舟竞渡”无疑是最重要的节日符号之一。中国南方地区形象地称之为“扒龙船”“赛龙舟”，这种通过“竞渡”的方式来达成祈年赛愿的古老风俗，体现中国悠久历史的文化继承性以及华夏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

上海《文汇报》报道，关于“龙舟竞渡”起源之说，主要有三：一为拯救楚国诗人屈原，二为越王勾践操练水军，三为纪念浙江会稽孝女曹娥。三种假说中，龙舟或为灵媒，或为军用，或为忠孝，均是寄予精神的象征物与仪式的见证物。由于端午“龙舟竞渡”蕴含着“祗敬感德、祛祟逐疫，迎祥纳吉、祈祝丰收”等多重文化意涵与社会功用，故而历代的龙舟制造“穷极工巧,艺华技绝”，更集木雕、刺绣、彩绘、织锦、服饰、髹漆、建筑、彩扎、竹编、草编、彩塑、盆景、灯彩等多种传统工艺为一体，成为民间世代匠师智慧和创造力的集中展示。

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证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吴越先民就已掌握独木舟与木桨的制作技术，在船身雕刻有龙形的独木舟成为“龙舟”的原形。1976年出土于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羽人竞渡纹”斧形铜钺，器物上雕刻有头戴羽冠者的竞渡画面清晰而生动，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龙舟竞渡”图像。

随着“龙”之形象逐渐为皇权所独享，龙舟遂成为皇家威仪的象征物。

唐代是端午“龙舟竞渡”习俗形成的一个关键期，“龙舟”从帝皇出游的专属让渡到民间竞渡狂欢。《旧唐书》中记载了端午时节“江南风俗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疾进者为胜”，还描写了其制作的工艺“令以漆涂船底，贵其神速。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舟子衣之，入水不濡（沾湿）”。

至宋时，中国的大多节俗趋向世俗化与生活化，端午节俗亦在此时得以固化与丰盈。此时，皇家龙舟形制仍追求豪华硕大，如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中所述“金明池……其舟甚大……独铁费十八万斤，他物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

与此同时，民间的龙舟竞渡则变得更注重竞赛的对抗性与形式的观赏性。陆游在《岁时杂记》中述：“刻舟为龙，服具彩绘一色，极其华侈，横江跳浪，便捷如龙，掷彩夺标，传为盛事”。

明代的端午竞渡不仅重视龙舟的祭祀，在娱神的同时更为凸显娱人的社会功用。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嘉靖官作剔彩龙舟图荷叶式盘上，即刻划了一艘气宇轩昂行进中的大龙船。整件器物装饰内容丰富，主次分明，花纹细密，漆色沉穆，充分展现了明代工艺美术中龙船竞渡的风貌。

清时，龙舟上时兴百戏杂耍称为“斗龙舟”，更为竞渡增添了民众基础性与趣味性。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晚霞》中述：“五月五日，吴越（江浙）间有斗龙舟之戏……舟末为龙尾，高丈余，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下临江水，险危欲坠。”

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艘清代象牙镂雕群仙祝寿图龙船，融合了民间龙舟的生动活泼与宫廷龙船富丽堂皇，形制上巧妙地“因料施艺，随形置景”，利用象牙的半弧外形，集雕、刻、镂、凿、透花、拼装等技巧于一景。龙舟酷似一条巨龙，通体鳞片纹，龙眼宝石镶嵌，龙须飘逸生风。船身镂置亭台楼阁，高低错落，参差有序。宫宇飞檐，斗拱累叠，花窗雕栏，旗幡飘扬。船舷与舱内人物百戏，或划桨竞棹，或舒袖广舞，或手摇羽扇，或扮仙练武，一派繁荣盛景之下寄寓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端午祈祝。